外交部长王毅：弘扬东方文化，构建和谐世界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在日本设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做特别演讲。

　　立命馆大学源起孟子的思想。孔子和孟子一道，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而儒家学说逐渐演进成东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和哲学体系。今天我向大家演讲的题目就是“弘扬东方文化，构建和谐世界”。

　　孔子与孟子共同创立的儒家学说，曾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和世风民俗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其中不少符合时代需要的精华至今仍为中国人民身体力行，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及行为模式。

　　千百年来，在中国人民与周边各国人民长期友好交流过程中，儒家学说也随之飘洋过海，传播到东亚及世界各地，与各国先进优秀的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吸收融合、共同发展的交流循环。可以说，儒家学说不仅在文化和精神上把中国人民与周边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促进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而且也对推动中国和东亚的发展繁荣发挥了独特和积极作用。

　　根据史料记载，儒学于公元前三世纪传入朝鲜。公元一世纪进入越南。公元三世纪左右传播到日本。以后还陆续传播到东南亚乃至更遥远的国度。不少国家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都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与儒家学说相互影响和借鉴的事例。日本最早的学校从寺子屋到幕府时期的藩校，所用教材也大多是儒家学说的古典。孔子的《论语》几乎为当时日本上层人士所通晓。圣德太子颁布的17条宪法第一条就是引用的孔子《论语》中的名言“和为贵”。十七世纪德川时代儒者伊藤仁斋曾推崇《论语》为“宇宙第一书”。

　　儒学思想于公元十七世纪远播欧洲，在欧洲形成长时间的中国文化热，并为近代欧洲社会变革尤其是启蒙思想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1793年法国大革命起草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引用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伏尔泰、莱布尼兹等许多欧洲思想家都推崇孔子的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借鉴了中国儒家的辩证哲学。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书中还写道：儒家哲学对法国大革命民主理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以此为媒介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重新引起重视得益于亚洲的崛起。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四小虎”以及中国的先后崛起，探讨亚洲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及其与亚洲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上成为时尚。人们普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发展成就的背后，有着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积淀和支撑。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中研究并归纳了“新儒教”与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关系。以现代企业管理著称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涉泽荣一认为，应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加《论语》的基础之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儒学进一步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门，东亚各国和地区举行了一系列儒学研讨会。据统计，目前海内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共有１３００多座孔庙，成立的孔子学院已有２６所。经过千年传承以及与各国先进文化的交融，今天的儒家学说已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和人类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包含了对国家、社会、家庭、自然及人的基本看法和要求。然而，儒学所最终追求的则是一个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以“和谐”为目标的境界。因此，千百年来贯穿儒家文化的一个始终不变的特征就是“和”。

　　“和”是儒学的精髓。

　　“和者，天地之正道也”，“德莫大于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和”的首义是人与人的和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处在突出位置。

　　“和”的价值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表明人最终要顺应自然规律。

　　“和”的体现是奉行“中庸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主张不是为“和”而“和”，而是“和而不流”，必要时还可“求同存异”。

　　“和”的根基是“仁”。强调以民为本，施以仁政。中国古代政治家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治国理想。

　　“和”推展到对外关系上，主张“亲仁善邻”，“以德为邻”，“近者悦，远者来”。

　　总体上，“和”的本质要求是在不同复杂事物之间准确把握平衡，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矛盾，最终实现和谐。

　　数千年来，这种和谐理念经过长期熏陶，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渗透于中国的社会生活，造就了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联结亚欧大陆，绵延千年，运送的是中国的丝绸瓷器，是名副其实的和平之路。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率当时世界最大船队七下西洋，六次驻停东南亚，最远到达北非，带去的是贸易货物，传播的是友谊和文化，没有战争和侵略。中国历史上这两大最为著名的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交往，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精神，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和平特征，也是儒家文化不靠武力，能远播海外，并为周边不少国家接受的根本原因。

　　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中，也有儒学源远流长的和平理念的积淀。中国宣布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军备竞赛，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反对核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提出以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中国在外交实践中突出和贯穿合作，追求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决问题。为此中国积极促成六方会谈，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奔走斡旋，将核问题纳入对话谈判轨道。

　　新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总结迄今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强调要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将争取内外和谐作为我们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既是对中国5000年优秀历史文化精髓的弘扬，也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着眼点相一致，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一致，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相一致，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正在齐心协心奔小康，聚精会神搞建设。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好处。同时，中国在急剧变革中也面临不少新矛盾，出现不少新问题。本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城市与乡村、沿海与中西部、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外之间的五个协调，目标是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环顾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大潮加快发展，社会的繁荣与进步随处可见。然而，局部的战争与冲突、巨大的贫富悬殊、环境生态危机以及此起彼伏的恐怖活动等仍在随时随地威胁人们的生活。在此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思考，追求和谐的儒家学说和东方文化对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现实意义。建立和谐世界的提出，将有助于近邻各国之间友好相处，不同社会体制之间和平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从而有利于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为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各自为东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作为同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两大文化体系，两国文化既有相同，也有相异，其主要共同点就是双方都重视“和”，强调“和”的地位和作用。而为了实践“和”，双方也都注重“信”，重视“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田中角荣首相回以“信为万事之本”，表明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对发展中日友好的极端重要性。

　　将这种“和”的精神落实到中日关系上，就是要继承发扬两国间交往的优良传统，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增进理解，恪守承诺，推动中日关系早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将这种“和”的精神扩展开来，落实到振兴亚洲上，就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通过合作开辟未来。

　　将这种“和”的精神落实到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上，就是尊重发展模式多样化，谋求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最终建立和谐的世界。

　　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溯源追本，弘扬传统，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明智选择。儒家学说作为东方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需要不断扬弃、博采众长和与时俱进。让我们发扬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承继先贤，泽被后世，为使我们的子孙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友好和繁荣的世界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