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的文化不是靠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自己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中国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人的道德的自觉和自律。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产、特产。而西方文化中近代以来所高扬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中国文化中，从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奠定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一种社会。所以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一种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中的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一个是“以天为则”。关于“以史为鉴”，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新唐书·魏征传》)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历史著作在全世界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中国有二十四史或者说二十五史，还有很多野史或辅助性的历史资料。中国每个朝代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制礼作乐，第二件做的事情就是修前朝的历史。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成果。
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的原因。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他们看到夏代开始是大禹治水。当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把水灾治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拥护他才建立了夏朝。可是到了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荒淫暴虐，老百姓一天到晚在诅咒他，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就在这样一个“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尚书?西伯戡黎》)的时期，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终于推翻了夏朝，建立起商朝，老百姓歌颂他把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早期相对成熟的文字就是商代的甲骨文。商代人很信天命。到了最后一个天子纣王，也是荒淫暴虐。他在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民心叛逆，大臣祖伊告诉他民心都要归向周部落了，得注意了。纣王却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把皇天也看作是自己的祖先，祖先去世以后就在天上保佑着子孙。他自认为周人也奈何不了他。可哪里知道，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在民众的拥护下，在文王、武王的带领下，推翻了商朝，纣王兵败就自杀了。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传》)。
这两代的历史给了周王朝非常深刻的教训。以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一个道理：“天命靡常。”(《诗经?文王之什?文王》)天命是会被别人革掉的。那天命怎么变化，根据什么变化呢?《尚书》里记载了周对历史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此周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敬德”，而且要“疾敬德”(《尚书?召诰》)，努力地、快快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即决定命运、政权兴亡的不在于外在的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上天是根据民意来做事情的，《尚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等等。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曾有一段对话：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卷第四)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简单地指天空的天，也不是一个造物主的天。天的含义很丰富，是自然而然天道的天，也是代表民意的天。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是听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的，不是做某一个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己德行的提升。
所以，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这几句是《大学》的“三纲领”。《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中间修身是关键，所以说“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完善和提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其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以“德”为本，而不是外在的“天命”。人不能成为“天命”(神)的奴隶。
而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里记载着一条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就会被物控制住。古代还有一本书叫《管子》，其中有篇文章叫《心术》，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心”在人体中处于君的领导地位，五官处于臣的地位，“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要受心的统治和管理。五官与外界接触之后是去管理外物的。眼睛看到美色、鼻子闻到香味、嘴巴尝到滋味，得去管理物，不能反过来让这些物管住感官，不能让感官管住心，一颠倒就变成小人了。能够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这就是君子。所以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人，就不应该被物管住，不能被物欲腐蚀，否则会丧失品德。
我曾对中国文化这一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色做过一个简单的描述，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上文提及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欧洲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曾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和推动作用。其实，其影响尚不至此。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都在欧洲。人类竟然发生如此残酷的互相残杀的战争，究竟是什么原因?追究战争发生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资源财富的争夺，人为了得到资源和财富，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地去相互残杀，人完全被物欲所左右，人又一次自我异化，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而沦为了物的奴隶。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批有见识的思想家，又一次提出了要确立人本主义的问题，高举起新人本主义的大旗。而且几乎一致地认为，这种新人本主义的思想资源要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汲取。如果说，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到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文化是为了使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不做神的奴隶，而做一个有独立主体、理性自由的人，那么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高举新人本主义的大旗，就是为了使人从物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做一个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
然而，人要自觉地从物欲中解脱出来是何等地不易，人要自觉自律地奉行“为人之道”又是何等的艰难，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争斗不已，民族、国家内部、外部大小战争不断，新人本主义的大旗仍需要继续高举，再高举。
至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在欧洲，在冲破中世纪神本主义文化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开展出来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文化，取得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科技、人文文化的大发展、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欧洲西方文化的传统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异。那就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即当人类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肯定以后，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了。那时的人随着理性的肯定，随着科学的发展，科技力量的增长，都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认为人类应当，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且在作为人类理性力量的成果——科学和技术的日益发展、进步下，“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滋长。人类自以为凭着人类理性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主宰宇宙。原来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了。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又异化成了对自然资源财富的过度开发和掠夺以满足人类的物欲，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这也是现代西方社会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因。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中是不会异化成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原因是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即“以天为则”的传统。
中国的以人为本是强调人的自我管理，是向内的管住自己。不仅要管住自己的感官，更要管住自己的心。人只有管住自己的心，才能管住自己的行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管子?心术上》)“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篇》)人要保持品德，就要警惕物欲的腐蚀。如果放纵自己，对欲望无止境地追求，人就会被物控制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而成为物的奴隶。
本来西方用人本主义对抗神本主义是要强调人在各方面理性的意义和人道德自觉的意义。但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下，他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思维方式是非此即彼、二元分离、对立的思维方式，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导致了人本主义的变异。这个变异是造成后来很多问题的根源。他们看到神本文化束缚了社会的发展，束缚了人类理性的能动力量，而人本可以让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就是绝对地好，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原来是上帝决定一切，现在是人决定一切，自然界万物都要听人的主宰，人替代了上帝。人本主义蜕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人们没有想到，人要决定一切，结果人却被一切决定了。西方近代社会发展起来以后，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人反而失去了一个自我。
中国文化中的第二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如果去孔庙，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德配天地”“德侔天地”来赞扬孔子的。圣人的品德能够与天地相配，与天地一样高明博厚。所以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也是这样。“自然”不是现在自然界的概念，而是说事物的本然，是自然而然、本然的状态。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应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
天地有很多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也是光明普照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天地是这样地广大无私，广阔包容。人们首先就要学天地的这种品德。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天地是非常诚信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用一个字表达就是诚。《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所以我们人也要诚。这一说法在《周易·观卦·彖传》里也可以得到印证：“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的“神”不是造物主的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周易?系辞上》)在中国文化中神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万物的变化。过去我们对“神道设教”曲解得一塌糊涂，以为就是抬出一个神秘的高高在上的神来教化大家。其实，这里一点儿神秘主义都没有。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圣人按照天的这样一种神道——“诚”来教化民众，天下就太平了。所以说，人最主要的品德都是从天地中学来的。
我们不仅要向天地学习，还要向万物学习。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中，描述小草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是要人们学习小草坚强的生命力。又有两句诗描写竹子的，诗句这样写的：“未出土时已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是用竹子做比喻，人们要学习它那样从根子上就要有坚持做人的气节，地位身份再如何显赫也要虚心谦下。而最值得人学习的物，那就是“水”。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也就是说，水具有最高的品德。很多书里记载说：孔子遇水必观，中国最注重向万物中的水学习。水的品德太多了。水总是往下流，普润万物，从来不居功自傲，要求回报。这是谦虚的品德。水也能够包容万物，它没有自己的形状，而是随器赋形。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水还有坚忍不拔、以柔胜刚的品德。水滴石穿，最柔弱的水滴穿了坚硬的石头，就是因为水有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一滴、一滴地滴，一年、十年……，最终把石头滴穿了。古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柔弱，可她又有一种韧劲儿。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是双赢。如果以刚对刚，一定是两败俱伤。现在社会上能懂得柔的道理，运用柔的方法的人太缺少了。现在社会上女性的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常常用阴盛阳衰来评说，其实这只是从现象上看，说它是阴盛阳衰，而实际上是阳盛阴衰。因为本来应该阴的、柔的，现在都变成阳的、刚的了。拿人类与整个自然来说，如果说整个自然是阳，人类是阴，现在人要去征服自然，人就变成阳了。以阳对阳，所以我们人现在遭殃。我们是阴，就应该顺自然。很多人认为老子的自然无为是无所作为。其实，无为者非不为也，“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而总起来讲是“推自然之势。”(《淮南子?修务训》)这也就是老子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助当然要有动作、行为，但不敢以自己的私志、嗜欲去干预事物，不仅要遵循事物本然之理，还要看所依靠的环境、条件是不是成熟。所以说，自然无为恰恰是最积极的有为。
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反而要人们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秀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结合，保证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纵观，近几百年来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人自身身心的关系，日趋紧张、恶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丢失。因此，现在亟需重振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而扬弃异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等思想。正确地阐释和弘扬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的真正意义和精神，将它贡献给世界，是当前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