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乡土文化融入生态文明新视野

话题背景

    生态文明,不仅仅是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概念,从世界范围来看,生态文明的探讨从文化的视野出发,不仅关注生态和环境,更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和互动中产生的行为和思考,以人作为文化的载体本身,探讨人在生态文明建构中的主体性。

    环境的破坏始于人,环境的改变始于人的行为的改变和反思,人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文明的建构。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依靠自然生存,人在自然里与自然共处。生态文明探讨是如何应对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问题,用工业文明的手段解决工业文明的问题,当下的技术和科技是首要手段。而传统乡土智慧逐渐被弱化和隐藏,很多犹存在乡土里的知识和智慧,有的已经被现代社会逐渐遗忘,有的仍然熠熠生辉。

    贵州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栖居地,生态文明潜入乡土生活的智慧,是全世界具有稀缺性的生态文明形态,值得关注和传播。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召开之际,本报记者访谈专家和学者,解读大文化视野下的贵州传统文化智慧如何融入“生态文明”国际视野,更多地参与到生态文明现代理念建构和实践中来。

    嘉　宾:

    顾　久(省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

    索晓霞(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杨培德(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

    任晓冬(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学院教授、博士)

    李从国(贵州在京博士联系点秘书长、博士、研究员)

    主持人:　王小梅

    绿水青山与天人相宜的生态理念

    主持人:大文化视野下的生态文明纳入文化视野,关注人和自然、生态的关系互动中生发的文明形态。在后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变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顾久:关于“‘文化’性的大生态文明探知”,我很赞成。我心目中的“文化”本来就是一整套生存系统,包括谋生方式、组织方式、日常行为和安顿心灵方式等四个子系统组成。

    以此来观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的生存:其一,谋生方式是农耕—往往尊奉天地、敬畏自然；其二,组织方式是家庭血缘—往往推己及人、视人如己；其三,日常行为是一整套神圣的礼俗—往往循规蹈矩、由而不知；以上三者,支撑着阳儒阴法的意识形态和泛道德的普遍心态。而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全世界工业社会的初期的情况,则大致是:其一,谋生方式靠市场—往往仰仗科学、奴役自然；其二,组织方式靠利益—往往各为其利,多元联结；其三,日常行为普遍世俗化—往往崇尚消费、物欲至上。两相对比,因为农耕文明的生产力有限,对大自然有崇拜,有限产出条件下的节欲心态等等,对大自然的破坏相对于工业文明,特别是早期工业文明时期要小得多。但是,农业社会也会伴随着制度失当、人口增加、无度垦殖等,同样对大自然有大破坏,如当年的毕节试验区,绝大多数人靠土地过活,带来人口增长快,生态破坏剧,贫困程度大,中央才倡导“开放扶贫,人口控制,生态建设”的三大目标。

    索晓霞:在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上,居住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并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表现形态。如万物有灵的自然观,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就地取材的石板房,与气候生态紧密相关的饮食文化、医药文化等等。这些乡土智慧和文化积累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对自然充满敬畏,如:祭山、祭水、祭树、祭土、祭石的民俗；二是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如:保护山林、水源、土地的乡规民约；三是与自然相依相存,但依然充满创意。如:侗族稻、鱼、鸭共生的小生态农业。这些,都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和文化创造,尽管有些认识是朴素的、朦胧的,但它们是深入人心的,是被人们所熟知的,也是世代被遵循的。是我们当今构建生态文明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可惜他们的当代价值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并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逐渐边缘化,并被人们遗忘甚至遗弃。

    杨培德: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普同性知识,另一种是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也叫乡土知识,这两种知识都是人类世代积累的生存智慧,二者不可偏颇。然而,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却逐渐将普同性知识作为惟一的科学知识,把传统的乡土知识作为非科学知识加以排斥。这种单向度的知识让人类走进死胡同,只用普同性知识进行无限制消耗资源的现代化生产,毁坏了自然,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灾害让人们不得不反思已有的发展方式,在反思中人们开始意识到乡土知识的重要价值。特别是乡土知识中的生态平衡知识,这种生态平衡知识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积累。

    任晓冬: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都是静止和被动的概念,生态平衡才是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指标,而生态平衡的功能就包括了能量流动、物质转移和信息传统,就人类来说,文化是信息最为主要的载体,文化不仅包括地区到地区的横向的传递,还包括了纵向的历史传递,因此,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实际包含了重要的生态信息,即我们如何与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融为一体。

    十八世纪以来的工业文明打破了人与环境的融合状态,把人与环境分割开来,我们自以为技术进步、先进制度以及道德约束才是环境保护之道,但如果我们把自己置身于生态环境之外,那我们还是没有明白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我们本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就自然资源的利用来说,工业文明体现的是功利的视角,即只是为人类所用,而在传统文化看来,自然资源在满足生产、生活的同时,自然资源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的作用还被强化了,构成了民族生命中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在长期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过程中,有效的乡土知识被积累起来,乡土知识又成为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这包括了长期自然资源利用、管理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传统的管理、保护制度以及精神、宗教上的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贵州老百姓在自然资源管理以及环境保护方面大量运用了传统知识和技术,这些技术的运用,是顺应环境,与环境完全融合的生产、生活,一代又一代。

    李从国:生态文明的因素不仅有美丽宜人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由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一定是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再美丽再宜人的生态也会损坏。支撑贵州生态文明的基石,不仅是绿水青山的多彩秀美,还有天人相宜的人文智慧。

    多彩贵州,展示贵州生态文明的风貌；而天人相宜,则展示了贵州生态文明的价值,贵州所呈现的乡土智慧与自然风光融会贯通的生态文明形态,具有独特的价值,是值得大力宣传提倡的。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

    主持人:面对城市文明,人们正逐渐失去传习和使用乡土智慧的信心和能力,乡土智慧逐渐被边缘化和淡忘,在现代社会的使用功能日渐缺失,无法进入现代生态文明语境。对于这样的境况,您如何看?

    顾久:当今的贵州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跑道上迅猛奔走,由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该过程对自然环境如不当心,是会铸成不可追悔的历史性大错的。好在:一、中央到地方,生态已经成为发展进程中不能不重视的“底线”；二、省委、省政府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提出“五大产业”；三、贵州民众有了更清醒更普遍的“贵州文化自觉”。很多贵州的知识分子,正努力从传统思想中寻找生态思想资源,从各民族的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比如,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今年从中央文史研究馆处申请到一个课题,研究儒家的生态意识和贵州(乃至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意识和实践,总结各少数民族自然生态保护的谋生的过程、组织管理的乡规民约、大量日常生活中的生态习俗,以及种种朴素而深入人心的理念与自然生态保护举措。如侗族同胞将种稻、养鱼、养鸭一体化,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赞美和推广,等等。

    索晓霞:生态文明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并不意味着生态文明的建设只能在当下寻找资源。过去的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文化积淀,它们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关键在于如何去挖掘和利用,并与时代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都有构建生态文明的合理成分。例如,对于一些棘手的环境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的科学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农业文明在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上的遵循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自然共荣共生等问题上,大量的文化智慧在今天依然可以借鉴。

    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简单地向农业文明回归,也不能让工业文明任性的发展,必须实现超越,构建新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乡土知识和智慧是农业文明的遗存,在构建生态文明时对它们的忽略和淡化,是对生态文明的历史继承性的遗忘,更是对人类智慧积累的巨大浪费。

    杨培德:贵州世居各民族,经过世世代代创造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贵州高原处于亚热带季风湿润的气候中,由于山高谷深,形成了“高低物候别,十里不同天”的地理环境。贵州各民族先民,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在生活实践中分别建构了自己的一整套乡土知识体系。生活在贵州的苗族,就建构了“兄弟如山相依,人与山水相连”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大家彼此互相依存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一种生命伦理知识体系。比如金沙县平坝乡的苗族,在植树育林中,不除草,不清理林地,不挖翻土壤,不购买苗木,而是在原有的山林中移植幼树苗。结果种出了大面积的山林。当专家请他们总结经验时,他们回答说:“树与人一样,没有兄弟伙伴依靠就不能生活,也长不成材。野草杂木、山野中的鸟虫等等一切都是树的亲密兄弟,若排除了他们,有生命情感的苗木,就会孤独难受而难以长大,甚至会死掉。”

    任晓冬:生态文明绝非技术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就能到达,在贵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程中,我们的实践阐明了这个过程。20世纪70年代底80年代初,正是贵州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农村生产力解放的时代,土地承包使得农村经济爆发出勃勃生机,但地处贵州最边远、落后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农民,却要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原因,其生产、生活上要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和中国西部大部分的保护区一样,草海、梵净山周边的村寨由于地处边远山区,交通闭塞和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因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简单的执法保护,使得当地的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激烈冲突的关系。而总结经验教训之后的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理念,加之利用传统知识,传统的制度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成为21世纪生态环境保护的主流。

    李从国:社会的物化,是科技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冲突,今天这个冲突日益激烈。表现为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精神生活日益枯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物化的竞争淡化了,长远可持续发展被急功近利遮蔽了,乡土智慧延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像物种毁灭一样不断消失。然而,人是天地的造化,人的根在自然、身在社会的存在。远离自然背离自然的路一定不会走远。科技的发展不是与自然相悖,越早警醒,今后越主动。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在坚守人与自然的和谐。大数据、云经济、大健康等产业的兴起,就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和谐,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乡土智慧与生态文明的美美与共

    主持人:如何更多在现代“生态文明”语境中带入乡土生态文明智慧?

    顾久:我们的生态意识及其实践当然非常可贵,但在这个已经进入工业化阶段、广大群众受教育程度还不高、各项制度配合尚未完善、科技不很发达的时期,不能把这些传统生态思想和经验的功能看得太过完美。仅靠古老概念的生态学,环境问题恐怕是难以解决的。

    索晓霞:应该说,这些依然存活在乡土里的农业文明资源,并不能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简单地划上等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今天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的宝贵的历史资源和乡土智慧。这些乡土智慧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一些问题的经验和路径,但它并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

    要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中带入乡土生态智慧,首先要对乡土生态智慧在生态文明构建中的价值和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其次,对散在民间的生态智慧资源进行系统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第三,寻找到传统乡土智慧在当今的时代生长点,让传统智慧实现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杨培德:从贵州少数民族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苗族人把整个生态环境都视作与人类共存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中的生命共同体,才可能生存发展。由于有了生命共同体的伦理知识规范,苗族人在生产生活中处处都有这种乡土生态伦理知识的念头。在梯田稻作的苗族山区,就会看到普遍都有的稻田养鱼现象。这种稻田养鱼知识,是苗族人把他们生活的山区开垦成梯田后,将梯田与山林、水源以及各种动植物视作一个生态循环的生命共同体。为了使生态循环利用,苗族人创造了许多生态循环利用的知识。比如稻田养鱼,就是生态循环利用知识的一种体现。稻田中的鱼不但能给水稻松土,能吃水稻中的害虫,鱼粪还成了水稻的肥料……到秋收时稻丰鱼肥。这种生态循环利用让生态环境达到平衡,平衡的生态环境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贵州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乡土知识,并充分利用这样的乡土知识,可持续地世世代代生活在美美与共的贵州高原上。当下贵州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充分利用这种美美与共的乡土知识,才能获取更多的发展智慧。

    任晓冬: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会越来越富裕,但我们不禁要问一问,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否也像物质生活一样?在传统文化中,自然环境被赋予了生命,成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老寨村民的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树木—这种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剑河县南哨乡老寨村的村民们把现有的50公顷的鹅掌楸自然保护区扩大到500至800公顷,保护着世界上最大的鹅掌楸原生种群,在变卖资源和守护传统之间,村民们制定“乡规民约”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守护着鹅掌楸。

    李从国: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贵州一定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保护乡土智慧,呵护天人相宜的得天独厚,在跟上现代科技发展步伐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和纯朴的民风文化,做到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科技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共进。